一、个人放生泥鳅
1、明清以降，西人在中国政经事务中影响日增。近日将出版其传记中文版的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是另外一例。传中透露的他与慈禧太后一段亲密感情关系，另外他对中国文化研究之介入，更足征当时他的影响力。
2、日前英国牛津大学讲座教授崔姆路普（HughTrevor-Roper）的著作《北京隐士：埃德蒙．拜克豪斯爵士不可告人的人生》《HermitofPeking：TheHiddenLifeofsirEdmundBackhouse；一九七六初版》的即将出版中译本，由于其中披露了拜克豪斯爵士与慈禧太后的特殊关系，引起研究近代史的中国历史学者高度兴趣。
3、拜克豪斯是一八九八年到中国，他偏好广泛，交游广阔，无论是在英国伦敦或是在北京，都是社交名人。一九○二年认识了一些宫中太监，自此入“宫”，由大太监李莲英引见，见到慈禧，熟悉紫禁城，进出方便。又因富有语言天赋，汉语中文流畅方便，是北京外国人圈中的真正“中国通”。
4、拜克豪斯当时正值盛年，又逢中国由“排外”转辙“媚外”的年代，他又有英国爵士衔，声名大起，并得慈禧晚年的相当信任。拜克豪斯除任北京英国大使馆翻译外，亦在北大任教。
5、一九一一年锡兰（即今斯里兰卡）在西海岸大城加勒（Galle）修路时
6、，偶然出土一块中国石碑，碑文有三种文字，中文直书居右，左上横书“泰米尔文”（Tamil），左下横书波斯文。发现时碑面朝下，中文风蚀较轻，大体可认，另二种外文则缓漶漫缺损严重，解读困难。一九一三年首先有国际学者对此碑初步说明，一九一四年当时“皇家亚洲学会锡兰分会”会长阿儒拿夏兰（PonnambalamArunachalam）爵士也对此碑做了正式学术报告。
7、当时锡兰尚为英国殖民地，随即由“亚洲学会”联系英国驻北京大使馆，寄交碑文拓片，请求协助译解中文碑文，此一工作交到当时在北京之英国汉学家拜克豪斯手中，并由他就当时所能“认出”之碑文文字，译出英文文本，并于一九一三年由Perera引载于其论文“加勒三文石碑”《TheGalletrilungualStone》中，是为最早的英文译本。
8、此消息隔很久才传到中国，经中国学者研究释读，因碑文起首即“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碑尾纪年为“时永乐柒岁次己丑二月甲戍朔日谨施。”中国人乃知此乃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距发现时已历五百年的中国印度洋航海实物证据，因原立于锡兰，因而命名《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域外学者则因碑文虽以汉文为主，但还有两种外国文字，故习称《TheGalleTrilingualStoneofChengHo,Ceylon》。此碑出土后，即刻送交“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永久典藏，一时震惊世界，形成研究郑和航海的一次高潮。
9、此碑之型制、石材、书镌、碑饰均十分考究，是在南京刻就，随郑和下西洋（即今之印度洋），驻扎锡兰时所留，是明初航海史上留存海外最珍贵的文物，除趺已失外，保存完整，是可伦坡国家博物馆所存的唯一一块中国碑。当永乐七年（一四○九）乃郑和第三次下西洋（一四○九-一四一一）期间，并第一次越过印度洋到达阿拉伯海。波斯湾的忽鲁谟斯（Hermoz）。
10、十五世纪时锡兰分裂成敌对的三个政权，岛屿中部由锡兰人（僧伽罗人）掌握政权，主要信仰佛教。来自印度的泰米尔人，信奉印度教居于北部，而南部则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所以授施者虽由郑和领衔，但受供养奉礼则三者不同，中文为“佛世尊”，泰米尔文为印度教的湿婆神，波斯文则为“光”，即真主阿拉。此碑充分表达了对不同宗教的尊重，是一种智慧、赢得民心的安排。
二、天津公园放生王八
1、拜克豪斯在中文史料中多称其名“埃德蒙”，本文作者（龙村倪）臆测是他自取的中文名字。拜克豪斯出身英国上层社会家庭，聪颖好学，能通多国语文，虽称“北京隐士”，但绝非等闲之辈，出入宫禁如无物，思过半矣！所转译英文之郑和碑汉文部分，普受二十世纪初国际汉学界之重视，是郑和热的推动者之一。在英国科技史大师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四第三册中讨论“锡兰碑”时，所据英文文本即由拜克豪斯所译出者（非全引），由此亦可见拜克豪斯功力之一斑。拜克豪斯在京期间，另有一书记述清庭法务、审案及判例情形(与J.O.P.Bland合著之《AnnalsandMemorirsoftheCourtofPeking》Heinemann，London，一九一四），或亦可有助于清紫禁城之研究。
2、【知识通讯评论月刊六十四期】01
3、法源寺原名悯忠寺，始建于唐代，是北京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名刹之一。经过千余年来自然与人为的损坏，寺中早已没有唐、辽时代的建筑物了，连现存的寺庙规模也是明代重建时形成的，比唐代，辽代缩小了很多。但如果我们把寺庙现存古碑碣遗物和古方志上的记载相对照，还可以了解到此千年来建筑演变兴废的概况。
4、悯忠寺始建的年代，寺存唐、辽石刻没有提到。《元一统志》①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曾想在这里立寺，未能实现。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追感先帝之志，建悯忠寺。到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在寺东南隅建塔。二年后，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史思明又在西南隅建塔。两塔在寺前东西对立。东塔名称不详，只知道塔内曾有当时著名书家苏灵芝的墨迹。西塔名无垢净光塔，有唐代石刻两通，其一世称《无垢净光宝塔颂》碑，是寺中现存第一古石刻。此碑原署安禄山圣武年号，经过磨改，碑文也有改刻，多所掩饰。不过从碑文中还是可以看出这塔是史思明为安禄山叛乱称帝和定都幽州祈福而建的。其二是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史思明暂时降唐时所立，改说为肃宗即位建造，以掩盖为安禄山造塔之迹。此碑原石久佚，碑文尚收于古籍中②；文中描写无垢净光塔是“甃凹磨凸，刓方铲圆。龙鳞错落以用密，虎口杰竖以攒(攒?)扣。枓栱杈丫以分赴，绮疏四合而洞开。……飞楹栈道，诘立四顾而震魂；井干陵临，穷览周流而失瞬。”大约它是一座有一定高度的方形木塔，四面有开敞的窗子，塔下有做工精致的砖石基座。碑中只说塔建于寺之般若院，对寺院全貌没有进一步描述。但综括上面史料，可以推知这时悯忠寺可分为三路，中路是正殿，可能有三门、迥廊及讲堂。东西两路各有几个院，最前二院内建东西塔。这是唐代较常见的大型佛寺布局，《长安志》所载唐长安佛寺中就有几个是前列东西塔的。唐时日本所建的奈良东大寺的原状也是这样的。
5、寺内另有唐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采师伦书《重藏舍利记》(清初尚存，今佚)和唐昭宗景福元年(公元892年)释复严《葬舍利记》两通唐代石刻。据两石刻和地方志所载，在会昌灭法时，“幽燕八州惟悯忠独存”，寺居然未废，直到唐僖宗中和二年(公元882年)才毁于火。史思明所建木塔大约就毁在这时。不久，节度使李匡威重兴寺庙，建面阔七间高达三层的观音阁，中置大悲观音立像，又在景福元年(公元892年)把废塔基中的舍利掘出，埋在阁内观音像前。这可能是悯忠寺建阁之始。唐昭宗乾宁末年(四年?公元897年)节度使刘仁恭又把塔重建起来。这样，到唐末时悯忠寺又逐渐恢复起来，它的主要变动是在中路大殿之后建了观音阁。
6、辽代大约是悯忠寺最兴盛烜赫的时期。幽州在辽时扩建为南京析津府，又称燕京，悯忠寺这座唐代名蓝成为辽南京最重要的寺庙之一。辽代帝后曾在这里斋僧建道场，北宋使臣到燕京也往往安排来寺参观，有时甚至在寺内设行馆下榻，可以想象这时寺内建筑是相当宏伟精洁的。在辽代前期，悯忠寺曾多次修葺或局部改建。如辽世宗天禄四年(公元950年)观音阁灾，穆宗应历五年(公元955年)重建，改三层为二层，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建释迦太子殿，道宗清宁三年(公元1057年)观音阁摧于地震，辽帝下诏修复。到道宗咸雍六年(公元1070年)，在寺名前加“大”字，称为“大悯忠寺”。
7、辽代对悯忠寺大规模重修在道宗大安十年(公元1094年)，重新把观音阁由二层改为三层。寺内现存的《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辽代石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此石约刻于道宗寿昌四年(公元1098年)稍后一些，上有“盖阁都作头”康日永，“盖殿、宝塔都作头”娃敏两个监修官吏衔名和“阁殿砌作头蔡惟亨，祋世千”两个工匠名字。这表明这次重修除阁外，佛殿、宝塔也都重修了；这样大规模的重修大约仍是原有建筑受1057年大地震严重破坏的缘故。石函上还刻有当时寺内的僧职，有“寺主兼宝塔主”、“阁主”(两个)，“殿主”、“藏主”、“太子殿主”，“东塔主”、“西塔主”，可知这时寺内主要建筑物有观音阁、大殿、经藏，太子殿、东塔和西塔等。这次重建的塔可能由木塔改为砖塔了。宋元人记载多说寺有砖塔，如文惟简《虏庭事实》说“东西砖塔可高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造”，大约就是指这重建了的塔。这石函上题名也证明金、元、明人登临题咏的所谓唐建悯忠阁，安史建双塔都是辽大安重建之物。总的说来；辽时的悯忠寺布局沿续唐时，但主要建筑物都经重修，并增加了经藏和太子殿。这两殿可能就在中路大殿与阁之间，两侧迥廊之前的位置。
8、辽南京大悯忠寺和北宋东京大相国寺有很多相似之处。据史籍所载，至迟在唐五代之际，大相国寺已具有前为三门，中建佛殿，后有资圣阁，东西有塔院和禅院、律院的巨大规模，悯忠寺的布局和它基本相同；两寺的位置也都在都城内东南侧，前临大道；从使用性质上看，两寺都是皇帝亲临行香、建道场，斋僧的巨刹。这种情况说明悯忠寺在辽南京的重要地位。
9、金、元两代悯忠寺的布局和建筑都没有大的变动。据《靖康稗史》记载，金人俘获宋钦宗及后妃宫人等，途径燕京时曾在这里拘押，但称之为悯忠祠。书中所收《青宫译语》等三篇文字都称之为“祠”，当不是误记。改寺为祠时间可能不长，到金代中期，当大定十三年(公元1173年)在此策试女直进土时，《金史》又称它为寺。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还曾重建了前殿和太子殿。贞祐三年(公元1215年)元兵破中都，寺可能小有损坏。但双塔和阁在元末乃贤和元明间人袁凯诗中曾提到，可能元末尚存。到了明初，在志书中已说：“今寺与塔皆毁，遗址仅存。”[3]大约是毁于明初兵燹了。
10、约七十年后，明英宗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司礼太监宋文毅等巨阉重建寺宇。据寺中碑文，这次重建的规模是“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二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完缮，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内植佳木，外缭周垣。”不久又建了大藏经阁。这次重建后改名为崇福寺，现在的法源寺的布局就是这时形成的。它从天王殿起北至藏经阁止，在中轴线上放了五六层殿阁，再用配殿和两庑围成南北180余米。东西50米的封闭的殿庭。天王殿南50米为山门，中间建钟鼓楼。这是北京常见的明代寺庙的布局形式，西山的碧云寺、卧佛寺等大体都是这样。
